1949年11月21日，北京发生了一件放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里都很罕见的事，当晚行动展开，到第二天凌晨，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关闭，1200多名身处其中的妇女被集中安置。 过去从帝王到地方官府，禁娼命令并不少见，为什么反反复复几百上千年都没有真正解决，而新中国成立不久，却能在很短时间里让公开妓院制度退出城市生活，这里面显然不只是“管得严”三个字能够解释的。 更值得琢磨的是，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，财政并不宽裕，社会秩序也正在重建，可禁娼、禁毒、禁赌却很快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，而且数年以后，公开资料已经能够用“基本禁绝”来概括治理结果。 这样一种强烈反差，也把一个问题摆到了桌面上，那就是为什么历朝历代都看见了问题，却始终解决不了，而毛主席时代却真正改变了旧有格局？ 如果顺着中国历史往前追，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那就是古代统治者并非不知道娼妓问题会影响社会秩序，甚至不少朝代还专门限制官员宿娼、整顿妓馆和乐籍。 明代对官员宿娼就有明确处罚，清代雍正时期还推动削除部分长期存在的贱籍，这说明古人并不是放任不管，而是很早就尝试用行政力量处理相关问题。 可是这些办法始终存在一个共同局限，那就是它们更多是在管行为，却很难改变产生这种行为的社会条件。 一个朝廷可以规定官员不得宿娼，也可以关闭一些公开场所，但如果贫困依旧存在、身份束缚依旧存在、女性缺乏正常谋生渠道，地方上的利益关系又没有被切断，那么原来公开存在的行业，很可能只是换一个地方继续存在。 古代社会还有一个今天很难直接代入的背景，那就是身份并不完全自由，乐户、贱籍以及其他特殊身份群体往往世代相承。 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被固定在某种低等身份里，职业选择、婚姻范围和社会交往都会受到影响，那么要求她仅凭个人意愿脱离原有生活，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经常出现一个看起来很矛盾的局面，中央不断下禁令，地方上相关现象却总能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出现。 说到底，禁令解决的是“现在不许做”，而社会结构决定的是“离开以后靠什么活”，这两件事情如果没有同时解决，再严厉的政策也很难彻底改变局面。 所以我一直觉得，把古代禁娼屡屡失败简单归结成“人性如此”，其实把事情说浅了。 人的需求当然一直存在，但一个需求能不能变成长期稳定的产业，还要看有没有经营者、有没有场所、有没有依附关系，也要看有没有大量缺少其他生计的人被不断推入其中。 到了民国时期，这种矛盾仍然没有根本改变，城市人口快速增加、社会贫富差距明显、战争和动荡频繁发生，公开妓院和暗娼长期并存。 政府虽然也提出过禁娼，但只要底层女性的就业、住房、医疗和社会保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，单靠行政禁令就很容易变成一场反复拉锯。 真正改变这种局面的，不是又多了一道禁令，而是1949年以后国家开始重新组织整个社会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过去那些让妓院能够长期生存的条件，第一次同时受到冲击。 北京封闭妓院的行动之所以值得反复讲，并不只是因为“224家”这个数字足够醒目，而是因为当时的政策没有停留在把大门封上。 公开资料显示，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相关决议以后，2400多名干部和民警分组行动，在一夜之间完成对全市妓院的集中封闭，同时将1200多名妇女进行集中安置，并对妓院经营者和相关人员进行审查处理。 如果事情到这里结束，其实和历史上很多次禁娼没有本质区别，因为封店容易，安置人难。 这一步看起来没有“连夜关闭224家妓院”那么有冲击力，却恰恰决定了这场治理能不能走远。 一个人如果离开妓院以后仍然没有收入、没有住处、没有医疗保障，那么她重新掉回原来的生存状态，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。 而当政府把医疗、教育、就业和社会安置一起放进治理方案里以后，原来的利益链就开始发生变化。 妓院经营者过去最大的筹码，就是很多身处其中的女性没有其他活路，而一旦这些人能够获得新的谋生渠道，经营者手里最重要的控制手段也就被削弱了。 这也是毛主席时代禁娼和过去许多朝代最大的区别之一，因为治理对象已经不只是“卖淫嫖娼”这个表面行为，而是延伸到了背后的剥削关系和生存条件。 对于经营者来说，公开经营空间被取消，对于被控制的妇女来说，社会开始提供另一条出路，这种一退一进，才真正改变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力量对比。 更重要的是，北京并不是一个孤立案例，北京行动以后，全国各地陆续关闭妓院，禁娼与禁毒、禁赌一起成为新中国初期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官方公开大事记明确记载，经过三年左右的努力，旧中国长期存在的娼、毒、赌等社会顽疾被基本禁绝，这个结果放在此前数千年的历史跨度中，确实极为罕见。 这里需要把话说得准确一些，因为历史写作最怕把一个真实成就写成无法核实的绝对神话。 20世纪50年代基本终结的是公开妓院制度和公开卖淫嫖娼现象，而不是说全国任何地方、任何时刻都绝对不存在一例隐蔽行为，这两个概念并不相同。 但正
